武陵学刊论文例文（端午节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么(8)

过后，丁玲在多福巷家中设了一席便宴，李又然见我坐在席上扭头就走。丁玲说：“他有病，我们吃我们的。”这时我才想到丁老师可能是想在席间淡化这一问题的矛盾。

附记：摘自于徐刚《文学的日子——我与鲁迅文学院》一书（属于内部资料，非公开发行品，2000年10月第一次印刷）。

孙用翻译的以《春天的歌》为总题目的戈尔札克小说七篇，于1931年，由中华书局按现代文学丛刊印行，计266页；不知道家父李又然当年选用的是否这个版本——七篇小说的各题目为：⑴可笑孰甚；⑵毫无趣味；⑶清洁；⑷堂倌者人也；⑸职业；⑹春天的歌；⑺讲文法的一课。由于本文的篇幅所限，就不把戈尔札克的小说《可笑孰甚》找出来，看看因为什么值得一读，读者愿意就找来读吧。

鲁藜的诗，现在读来依然令人震撼，很适合第一期第二班学员日后作为文学编辑阅读，从那时到目前，很少有如此肝胆的文艺批评，更何况是用诗来写的。马拉沁夫那时年龄小，不谙事理，不足为奇。徐刚作为第一期第一班学员、第一期第二班副主任，以“原则”要挟教员，显然不讲“原则”，不懂“原则”。其实有必要把鲁藜的这首批评诗、哲理诗找出来给读者看看，何谓坚持“原则”一目了然。

道革命、齐跻文坛、共同抗战、赢得解放的师友同事，新成立后可争执的教与学和名与利太多了，扣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及腐朽生活的帽子，是极左年代的最卑劣手段，无须任何事实而以思想揣摩定罪，一定一个准儿。整人的人如此整人，挨整的人如此挨整。

文学界从来就不是一块净土，教与学，名与利，在中央文学研究所、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、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，无论怎样表面不说、几番更名，也无法回避和掩饰实质，而其中每一个教员工作的态度和生活的细节，足够学员牢记一生，历经波澜的几十年后也多有回忆。

周永珍：《我们在先生面前感到自由舒畅》 先生悄然离开人间，倏忽已半年，他那模糊的身影，常晃动在眼前。

认识李又然先生，是在1952年。那年暑假，我毕业分配在文化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。一天，上世界文学课，李又然先生来到我们教室，他面庞清瘦，微突的眼睛带一点血丝，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稍大。他讲话态度和蔼，面容慈祥。他允许同学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。有的时候，同学公开提出相反的意见，他不生气，还说：“好啊！应该有自己的见解，独立思考么！”我们在先生面前感到自由舒畅。

当时文学研究所分在两处，一部分在鼓楼东大街，一部分在什刹海后海南河沿。先生住在鼓楼，我们学习住宿在什刹海，除去上课，有的时候上晚自习，先生也到我们这边来。大家围坐在先生周围，请他讲述文学大师的名著和故事。还有的时候，我们湖岸散步、竞舟湖心，先生或夹在同学中散步，或倚栏观看。同学们都很爱戴他，有的背地里称他李妈妈。这并非有丝毫贬义。人们习惯说，严师如父，可是先生却慈祥得像个母亲。

三个月的授课过去了，要求每个同学交一篇论文。我写了一篇什么，题目和内容全已忘记，但是记得受到先生的特殊嘉奖。因为当时我想离开文学研究所，先生不加另眼，反给予鼓励，我深深敬仰先生的为人和修养。1957年反运动中，先生被下放到河北农村，此后一别二十年??

1978年底，一位外地同学来找我，一见面便告诉我，李老师住在北京。我们决定一同前去看他，乘地铁在翠微路下车，进了一条巷子，曲折向北向西，来到一间面朝北的房子。门口是用木板搭盖的挡风阁子，两间简陋的小屋，可以避风雨。室内凌乱地放着一些书籍和生活用品，房间正中放着一个装了烟筒的蜂窝煤火炉，先生贴近火炉而坐，两手拥抱火炉取暖。他只穿了一身破旧的蓝色棉衣裤，目光呆滞而无神。因多年不见，我们报了姓名，先生才嘴角微动，以笑作答。我们伫立良久，不知说什么才好，还是先生说：“你们坐吧！”我环视四周，没地方可坐。还是那位同学搬来了一条木凳，才开始了我们的谈话。我问先生：“您好吗？”先生说：“好，还好。”声音是那样的低沉，我顿感心酸。我们问到先生的近况，过去二十年的经过，先生回答极简单，也毫无怨言。我们谈到先生过去的妻子，因为彼此都是熟识的。先生说：“是我对不起她！”先生一贯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，是不会交绝而出恶声的。

我们想在先生身边多停留一会儿，约他一同吃饭，先生表示同意。在颠簸的土路上，我们分别走在先生的两旁。初见到他的时候，那种压抑的心情完全消失，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送先生从什刹海回鼓楼东一样。来到一家餐馆，顾客寥寥无几。我们选了一张靠近火炉的位置坐下，要了几道菜和少许葡萄酒，缓慢地用着。先生很少说话，他端坐，背已略驼，目光竟变得深邃而平静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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